“中国记协”微信公众号近日的一篇文章，引发热议。文章称，“长期以来，舆论监督在一些地方被当作‘负面舆情’。记者采访遭阻挠、监督报道被拦截、地方媒体‘只监督外地、不监督本地’等现象屡见不鲜。一些地方主管部门认为批评报道是‘添乱’‘抹黑’，使得主流媒体在‘不敢监督、不愿监督、不会监督’的困境中逐渐‘自废武功’。这不仅削弱媒体的公信力，更使得大量民生问题被掩盖、被拖延，社会治理成本也随之上升。”文章还分析了主流媒体角色的三个转变——从被动响应舆情转向主动介入治理，从单一曝光问题转向协同解决问题，从解决个案问题转向推动系统治理。
这些转变是看得见的。比如，在关于漳州“问题杨梅”的报道中，过去被动的舆情应激，变成了舆论监督驱动下的主动治理，政府与媒体协同解决问题。很多媒体在评论这件事时用了“自曝家丑”这个词——因为福建地方媒体打破了“不监督本地”的刻板印象，“刀刃向内”率先披露了问题。
地方媒体“自曝家丑”，表面来看似乎给本地带来了“舆情”，但这其实是一种主动纠偏——既保护了消费者，也倒逼本地相关行业规范经营，还塑造了地方治理的公信力。试想，如果这件事不是源于本地媒体曝光，而是被自媒体或网络揭露，有关各方将何其被动？相反，地方媒体“自曝家丑”，驱动地方治理的整体联动与有机协同，打破了“地方保护”偏见，提升了治理可信度，也让接下来的官方通报更容易被认可。
回溯整个事件，主流媒体通过建设性舆论监督，扮演了必要的公信中介角色。这时，公众不仅不会产生对官方的不信任情绪，反而会形成“蹲一个权威通报”的共识期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舆论监督不只是外在于地方治理的单纯媒体行动，而是已经融入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治理逻辑中，成为社会治理重要的公信中介。
在社交媒体的情绪传播语境中，主流媒体“公信中介化”的功能尤其突显。与主流媒体“客观、理性、建设性”的负责任追求不一样，一些社交媒体与评论区存在诸多主观、非理性、流量营销式的撕裂情绪。一个热点事件发酵后，首先会在社交媒体形成某种小作文、小视频、小道消息主导的叙事框架，官方通报很多时候需要直面这种具有强大消解力与对抗性的“评论区情绪”。
主流媒体的报道，跟评论区的信息有很大差别。新闻事实须经专业化调查程序核实，有严格的把关过程。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，媒体如果失去公众信任与信赖，与政府失信的结果是一样的。这种与政府公信力同构的追求，决定了主流媒体报道必须专业、可靠、客观、透明。相比评论区碎片化的情绪，主流媒体是专业可靠的“公信校准”中介。
曝光“问题杨梅”的福建电视台民生节目《第一帮帮团》并非孤勇者。当前，很多地方已形成一种媒体深度参与治理的监督模式，能用建设性监督报道推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。近日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广播电视民生节目现场交流会上，展示了不少类似的舆论监督节目，比如重庆卫视的《今日关注》、北京电视台的《向前一步》等。此类节目以闭环监督为基础，以协同治理为内核，以数据治理为辅助，做到件件有回音，事事有着落……应该说是加强舆论监督的积极探索。
有人说：媒体进行舆论监督，是否意味着当地监管部门工作有疏漏？是否会损伤其公信力？千万不能把媒体监督与政府监管对立起来看，好像媒体曝光某些问题，就说明政府监管没做好。政府监管并非全知全能，可能存在盲区，舆论监督恰恰是必要的补充。舆论监督有独特优势，触角很长，视野宽广，能深入基层毛细血管，跳出某些“系统自循环”盲区。这种作为耳目、喉舌的监督补充，也是国家治理生态的必要部分。“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，重视发挥群众监督、舆论监督‘前哨’作用，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。”可见，舆论监督是相关职能部门发现问题、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。
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统一的。在良性舆论监督中提升沟通与治理能力，是最好的媒介化治理实战课。实战演练，就是要进入“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、强化治理能力”的真实场景中。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舆情素养、新闻素养不高，问题就出在平常处于不跟媒体沟通、不与舆论监督打交道的“舒适区”，缺乏借助媒体感受舆论水温的舆论触觉，民意感受力就会退化。有研究者观察发现，对舆论监督接受度高的地方，上上下下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肯定不会差，治理生态也不会差。因此，不要指望没有舆论监督的舆论引导，媒体在解决问题的监督中提升了公信力，公共事件才更有引导力。政府部门尊重舆论监督，尊重“新闻是必要的公信中介”这个舆论规律，才能跟公众贴得更近。
舆论监督反映的是民情、社情，相关问题暴露后，及时回应舆论关切，补齐治理短板，就不会酿成什么舆情。发挥舆论监督作用，赋能治理能力提升，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有的行动逻辑。要尊重舆论监督，在真实的监督场景中上好领导干部必修的舆情课、公共治理课。
（曹林，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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