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庞海尘
“好大，完全看不到边界。”
这是今年33岁的波比第一次在南极见到A23a冰山时脱口而出的感叹。2024年，她和丈夫乘船前往南极。那天早上，她拉开窗帘，A23a就横在眼前。游轮沿着冰山蜿蜒的边缘开了三个多小时，A23a才一点点从视野里退去。“如果我早起一点，我想还能多看一小时。”
很难把那一刻的A23a 与“消融”联系起来，它曾长期被视为世界最大的冰山之一。
但进入2025年后，A23a 的消融速度明显加快。仅一年，它的面积便减少了约60%。2026年4月，A23a正式走向40年生命史的终结。
人们再次从互联网上认识这座冰山，只有短短一句“讣告”：全球最大冰山A23a，没了。
A23a消融末期示意图（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）
其消融速度之快，让地球生态正在急剧变化这件事变得更加具体。
极地是受全球变暖影响最显著的地区，但对许多人来说，它仍是一片遥远、原始的冰封大陆，始终带有一种难以拒绝的吸引力。
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，登陆南极洲的人数已从不足8000人增长到如今每个航季十余万人次。其中，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客源国。
IAATO数据显示，2024-2025航季有超12万名游客抵达南极
去南极旅游无法说走就走。以最常见的南极邮轮为例，基础价格通常已在一万美元（约 7.25万元人民币）上下起步，部分航次公开起价约一万三千美元（约 9.4万元人民币），而更高端的产品则可能达到两万五千美元（约 18.1万元人民币）以上。
这一价格通常不包括飞往登船地的机票和一些额外项目费用，因此实际花费一般会更高。再加上航季短、热门时段集中，不少航次会提前一个航季甚至一到两年开放预订。
但花费高昂的南极之旅也不是一种毫无约束的娱乐活动。恰恰相反，它一直遵循着一整套严格的规则、边界和行为限制：不能留下或带走任何东西，不能干涉环境和生物，不能触碰动物，也要避免踩踏苔藓。
也正因为靠近的方式如此克制，人们更容易相信，自己只是短暂到访，对南极几无影响。只是，当旅游活动越来越频繁时，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开始浮现：面对一个正在变化的南极，这样的理解还成立吗？
信号
今年30岁的徐霄宇，是一个旅游爱好者。他一共见过 A23a 三次，都是在从南乔治亚前往南极半岛的航程中。第一次是2017年底，第二次是2022年底，第三次是2024年底。
从冰架断裂脱落后，A23a 曾在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搁浅多年。它最初面积达417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5个新加坡，厚度近400米，重量超过一万亿吨。
到2020年，在洋流、潮汐和部分融化的共同作用下，它挣脱海床，开始向北移动。2023年初，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。
徐霄宇告诉南风窗，只有第三次见到 A23a 时，他才隐约感到不一样：冰山旁多了不少浮冰。但那时，它并非一路北漂，而更像在威德尔海北部边缘缓慢徘徊。
A23a冰山/徐霄宇 摄
人们知道，它终究会进入更暖的海域，但很难判断，它会以多快的速度崩解。徐霄宇记得，2024年人们在船上的讨论是，也许它会在“五年内”消融。最终，这个时间只用了两年不到。
变化，不只体现在冰山。
在2022年到2025年间，徐霄宇去过六次南极。在这几年，他明显感受到冰况变化带来的影响。过去，破冰船驶向高纬海域，往往需要更高功率开路，有时只能慢速推进；但近几年，他听一些船长惊讶地说，“好像今年不需要怎么破冰，就可以开了”。在一些过去更依赖破冰通过的区域，夏季甚至出现了开放水域。
这不只是个体感受。近年来，南极海冰范围持续处于异常低位。2023年，其冬季最大范围创下卫星记录以来最低值，2024年又降至历史第二低，科学界对变化速度的担忧也随之上升。
海冰的变化，也在影响依赖它生存的物种。
在企鹅中，帝企鹅和阿德利企鹅是最典型的“喜冰”物种，它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冰上或海冰附近度过。
帝企鹅尤其依赖稳定海冰繁殖。幼鸟在长出防水羽毛前，一旦因海冰过早破裂落水，往往很难存活。英国南极调查局对卫星图像的分析显示，2009年至2024年间，观测范围内16个帝企鹅群落数量骤减22%。
帝企鹅/徐霄宇 摄
徐霄宇告诉南风窗，如果想在航线中去到帝企鹅栖息地，比过去难得多。极地探险队员周珊也提到相似的变化。过去，在南极半岛的常规航线中，较容易遇到阿德利企鹅的栖息地，而现在，这种“相遇”正在变得不那么确定。
“它们出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靠南。”她说。
A23a的消融，只是其中一个更容易被看见的信号。
但也正因为这种变化变得可见，南极对许多人来说，反而更像一个“再不去就来不及”的地方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不少曾到过南极的旅客感慨，庆幸自己赶在 A23a “消失”前见过它。
家园
与北极不同，南极没有人类原住民，也很少出现大范围的季节性裸露地表。徐霄宇告诉南风窗，这里更接近他对“极地”的想象。尽管冰山、海冰和物种分布都在发生变化，但社交媒体呈现的许多影像，仍是蓝白一色的纯粹世界。
根据相关数据，南极游客数量在疫情后迅速反弹，并创下历史新高。
波比喜欢野生动物，特别是企鹅。真正到达南极后，最先改变她感受的，并不是看到企鹅本身，而是意识到自己是个“局外人”。
她记得在南乔治亚岛第一次登陆时的场景。还没下船，就能看到王企鹅的栖息地。等到真正踏上陆地，视线所及之处，“山上山下全部都是王企鹅”。那些被企鹅反复踩出的路径，被称作“Penguin highway（企鹅高速公路）”。看到这一幕，就像“直接去了别人家里”。
企鹅栖息地/徐霄宇 摄
不少到访者都有类似的感受：南极是一种几乎没有被打扰的自然，一种仍然保留着完整边界的世界。
但在社会科学家Daniela Liggett看来，这种“原始感”很大程度上来自视觉经验。
Daniela Liggett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学者，现任该校 School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（地球与环境学院）负责人，长期研究南极治理、环境管理以及人类活动与环境风险之间的关系。
她告诉南风窗，人们抵达南极时，看到的是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景观。与许多长期被开发的地区不同，这里的动物往往不会对人类表现出明显的警惕，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印象：自然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状态。
极地探险队员周珊在带队过程中最常提醒游客的，是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。“一般是至少五米，”她说，如果处在繁殖期、哺乳期或换羽期，这个距离还需要进一步拉开。
周珊带队极地探险/受访者供图
人与极地如何接触，背后有着一整套更细的规则。1991年，7家私营旅游运营商共同成立了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（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ntarctica Tour Operators，IAATO），旨在“在南极条约体系下发挥重要的行业自律与规范作用”。目前，拥有超过100家成员公司。
这几年，随着游客数量增长、运营活动增多，相关规范也不断细化。
这些变化尤其体现在生物安全上。周珊提到，如今在登陆点，游客不能随意坐下、蹲下，也不能把物品直接放在地面或雪面上。
这与南极近年出现的禽流感有关。虽然现有研究更支持病毒是随野生动物迁徙进入南极，但人在不同登陆点之间移动时，衣物、鞋底和设备仍可能成为病原或外来生物跨区域传播的媒介，因此相关规则明显收紧。
徐霄宇对此深有感触。比如更换区域前，工作人员会反复检查冲锋裤的粘扣、鞋底和随身装备，看是否夹带种子、干草或其他残留。有时，一次消杀和检查就要花上“十几分钟”，远比过去更耗时。
但游客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剧局部扩散，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定量研究，现行管理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预防性原则。
更大的困难在于，人们至今也未必说得清，这些影响会在更长时间里留下什么。
图/徐霄宇
“它（南极）并不是真的原始之地。”Daniela Liggett说，即便在最偏远的区域，人类活动也早已通过气候变化等方式影响了当地生态。
“（但）我们并没有很多长期观测，也缺乏长期数据。”这不只是南极旅游研究面临的问题，而是几乎所有南极人类活动研究都面临的限制。
更现实的问题是，这类长期监测往往难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，尤其是在当下。Daniela Liggett说，这并不是一门“吸引人”的科学：需要持续投入，却很难在短时间内产出显著结果。
共处
在这种情况下，规则越细，争议也越多。徐霄宇告诉南风窗，不少和他同行的旅客，以及当地一些极地探险公司，都抱怨IAATO这两年“手伸得太长”。
对部分游客来说，问题不只是限制增加，还在于这些限制会直接影响体验。比如，一些登陆点会因更严格的生物安全要求临时关闭。
此外，徐霄宇还提到，很多有专业摄影需求的游客会背着十几斤重的替换大镜头，三脚架上再架着另外一个镜头，想换镜头时，手本来就已经不够用，“但现在连你的包都不能放到地上”。
在他看来，这种不便在长时间拍摄时尤其明显。为了拍帝企鹅，他们有时会从早上9点多一直待到夜里23点多才回到营地或船上。“这种情况的话，可能一直都不坐着，也不是很现实。”
IAATO生物安全规程中要求，不能坐、蹲、跪、躺在雪地上，也不能将任何设备放在地上
与此同时，徐霄宇也注意到，另一些更可能直接影响环境的行为，却有“特殊通道”。比如，南极长期禁止普通游客随意使用无人机，但在特定情况下，相关活动仍可以通过申请获得豁免，只是可能要花上十万美金。
规则的不一致性，让不少游客感到“困惑”。
在Daniela Liggett看来，这些分歧背后，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：当影响尚未被看清时，人类该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设定边界。
在治理层面，南极并非没有规则。《南极条约体系》及其环境保护议定书，提供了正式的法律框架，各缔约方也通过国家层面的审批与环境影响评估，对相关活动进行管理。
但问题在于，这套框架在面对快速增长的旅游需求时，推进节奏相对缓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许多更具体、更细碎的规则，往往先由IAATO这样的行业自律组织填补空白，再逐步进入更正式的讨论。
南极正在融化的冰山/徐霄宇 摄
这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安排，却是南极旅游治理目前最真实的状态。
也正因为规则、证据和实践仍在不断调整，人们对“如何保护南极”的理解差异，变得更加明显。
对不少游客来说，亲历本身就是理解的一部分。徐霄宇提到，许多关于南极的感受，并不是通过资料或影像建立起来的，而是在亲眼见到冰山、企鹅和海鸟之后，才变得具体。
IAATO也一直强调，亲身到访能够让人更理解一个“没有原住民替它发声”的地方；游客回去后，也可能成为南极的倡导者。
这种说法，在波比和徐霄宇的经历里并不空泛。南极之行留下的，是一种更具体的牵挂。
图/徐霄宇
但Daniela Liggett也提醒，这种珍惜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更长期的行动，仍然很难被证明。
当一个地方看起来原始而遥远，但在生态上早已与全球人类活动紧密相连，而相关后果又难以被完整评估时，人类究竟该以多大的把握靠近这里，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也许真正悬而未决的，并不是南极该不该去，而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，却尚未完全理解自己的影响时，究竟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。
（为尊重受访者意愿，文中波比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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